亚太周易研究会
 

论《周易.蛊》卦防腐除弊观点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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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关防腐除弊的论述主要体现在《蛊》卦全息,《蛊》卦象征防腐除弊,似是古人从当时的历史教训中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而总结的一条“政治理论”,不仅论述《蛊》的存在,而且提出《蛊》德策略,其对于我们今天推行防腐除弊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 、《周易.蛊》卦象征防腐除弊要有预知防范能力。
   《周易.蛊》卦辞:“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说文》谓”蛊“:”腹中蛊也“。引意蛊害、蛊乱等。《周易正义》:”蛊者,惑也,物即惑乱,终止损坏,当须有事也,有为治理也。“即所谓的若人心惑乱,行道不正,必有腐弊之事,当应予以拯治,才能至为亨通,才有利于在人生社会征途中涉越大河巨流而不败。那么做事之前”先甲三日“,即“君子以作事谋始”(《周易.讼》),就是事初须慎,要预先思虑,详为辨析,三思而后行,深虑治蛊前的事状才能治本。对于“险”“厉”要有一定的警惕性,预知“后甲三日”(未来发展)的事态,不忘“前车覆后车戒”,“殷鉴不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引为鉴戒,制定措施,及时治理。治理社会蛊乱问题要统筹兼顾,综合防治,不能等到腐弊问题积重,以至腐弊灾乱,治则难癒。要建立防腐除弊研判机制,加强研究论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在蛊乱之前,“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先于预虑,虑之则深,抓住根源,明确要害,及时依法拯治,彻底根治蛊乱,建立和走向一个具有“元亨”的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周易正义》曰:“甲者创制之令”,“今用创制之令以治于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罚,以民未习,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语之;又如此宣令之后三日,更丁宁而语之,其人不从,乃加刑罚也。”一个防腐除弊的法规制度的出台和贯彻,首先需要加强教育力度,达到人人皆知,自觉遵守,鉴前戒后,谨始慎终,提高具备防范能力,“以惩忿窒欲”(《损》),方能“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

   二 、《周易.蛊》卦象征防腐除弊要有公众监督机制。
   《周易.蛊》卦:”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历终吉。“干,《广雅.释诂》“正也”,意为匡正。《周易.蛊》卦是由上卦艮和下卦巽组成,《象曰》“山下有风,蛊”。而巽卦是由乾卦下爻之变,乾卦的意象为父亲、大人、为主要领导人;巽卦意象为社会基层人员。所以其“父”可扩展理解为先辈、领导,其“子”可理解为下辈、基层公众。其“考”,《广韵》“成也”,犹言成就。“干父之蛊”,王弼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其意为及早纠正先辈、上级领导的腐弊问题,下辈、下级要不惧权威,能够勇于承担和成就这个监督重任,如此这样去做必无错害;即使《蛊》疾发展到了比较严厉的程度,只要这样去做则最终还是能够获得吉祥的。只有“咸临”,才能“贞吉”(《周易.临》)。感应于尊者而实行监临,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防腐除弊工作要有群众的亲临监督,“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泰》)广泛倾听社会公众的意见,可以及时的早期发现腐弊事端,最大限度的减少“蛊害”。“天下蛊坏,非常善继之子,不足以振起之。宣王乘厉王,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可谓’有子’矣。“(《周易学说》)古人即然此,我们今天处于法律和规章制度比较完善的政治环境,更应始终坚持惩治腐败和铲除时弊的高压态势,增大监督制衡力量,保持惩治威慑力,取信于民,大力振兴民族正气,培养公众良好道德,抵制各种乱人心智的蛊惑,以此达到国家“元亨而天下治也”。

   三、《周易.蛊》卦象征防腐除弊要有领导忧患意识。
   《周易.蛊》卦:“六五,干父之蛊,用誉。”六五柔居尊位,应下承上,柔中寓刚,犹如纠正腐弊有道,而获得赞誉。作为“父辈”、领导应及时“进德修业”,保持“贞固足以干事”,“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周易.乾》)。虽居高位,“当位以节”;身行其正,“中正以通”(《节》);秉公办事,决不徇私枉法,前进的道路才会亨通。“师出以律,否臧凶。”(《周易.师》)所作所为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否则必有凶险。在处理腐弊问题上,要“承以德也”,传承和发扬良好的政治品德,“不特于其事之一坏”,更在于“立身扬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蛊.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领导经常与民众意愿相通相知,特别对于热点问题,征求意见反映,把握法规尺度,正确处理问题,“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就是施“用“美”誉”。既是治时之《蛊》,树立忧患意识,又是树己之德,就不会有咎凶。苏轼的《东坡易传》就此问题讲过“器久不用而蛊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事物的发展过程遵守“循序《渐》变”的规律,“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腐弊问题往往是积久而形成的,腐弊者鲸吞渔利,毁坏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其负面影响甚至延续一代或两代人,终至酿成社会政治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要”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乾》),与荣辱观念伴随一生,立忧患意识朝戒夕惕,不然就如《红楼梦》所讲:“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悔之已晚。只有“无妄之往 ”(《无妄》),才会获得吉祥。

   四、《周易.蛊》卦象征防腐除弊要有中正相宜措施。
   《周易.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干父之蛊”与”干母之蛊“同样是“干蛊”,却处理原则不同。其母“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导致蛊害的原因责任在于乾“父”,对于其“母”要区别对待,守正待时,情势难行时不能强行“干蛊”。九二即以匡正“母”弊为喻,戒其分析不同的原因,分明责任,采取刚柔适中的合宜方法,因势利导,慎守中道,才能收到良好的治“本”效果。“养正则吉”(《颐》),对其“父”之腐弊不可推诿他人,混淆是非,应勇于承担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落实没有特殊。法治没有特区,反腐不能“柔令”。如果“父”之蛊害与“母”之蛊害都“同人于宗”(《同人》),则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法律,都应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周易.蛊》九三曰:“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匡正“父辈”的腐弊行为,既是“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稍有悔恨,“履得其位,以正干父”,但终究没有重大咎害。在中正施法方面,下者“刚正不阿以拯治”尊者之腐弊行为,有时必须不顾“小有悔”,犯难而行。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对于“父辈”的腐弊行为,一经发现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如果不能速治,或纵容随之,宽延顺容,则蛊将日甚,发展严重,难以救治,终至大祸。《周易.否》“六三,包羞。”防腐除弊行为若被包容为非,“位不当也”,终致羞辱。《周易.蛊》“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往未得也”所警示,拯治蛊患宽容不急,优柔寡断,实是容恶养弊,助长不正之风的蔓延和发展。明代严嵩前后专国政二十余年,以子世蕃等为爪牙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战备废弛,杀害忠良,祸国殃民,便是前鉴。
   《周易.蛊》“《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腐弊问题的产生具备一定的条件,是违法使用腐弊手段者与被腐弊者权利与利益相互结合而出现的结果,是要通过应用被腐蚀者的权力来获取更大的私欲利益。腐弊交易鼠盗狗偷、蝇营狗苟,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防腐除弊要“刚柔分,动而明”(《周易.噬嗑》),“得中道”,“尚中正”(《周易.讼》),齐用双刃剑,不但要依法整治被腐蚀败坏者,而且对于实施腐蚀者也要追究法律责任,受到社会公众舆论的谴责,以警醒掌握不同权利的人员树立抵制腐弊的自觉性,“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国家发展亨通之机,也是天下大治之时。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增添法治社会的正能量,为社会的稳固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媒体报道的有关葛兰素史克的贿赂案就是一个“尚中正”施法的良好开端。

   五、《周易.蛊》卦象征防腐除弊要有高尚其事情操。
   《周易.蛊》卦初六《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说明防腐除弊的基本力量在于社会公众“承继先德”,适时监督。而履行法规责任的任务在于其职能部门,“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周易.履.》),“德刚健而文明,应呼天而时行”,“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大有》),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来履行自己的权力,“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周易.贲》),体现“高尚其事”的职能。职能部门自身“中正”,“正位凝命”(《鼎》);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上下心意相通,务求防腐除弊工作作为振兴国家为民谋福的目标,作为责任和荣誉。“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否》)不能只讲“用誉”,推诿难题,“遁世无闷”(《大过》)。或偏离“中正”之道,对于上司的蛊患明知有害,还在阿谀奉承,以为“刑不上大夫”,其结果致助蛊害之深危象难癒。正应“随流易合污,合污必生蛊。”“拒系之,上穷也”(《周易.随》),道穷而无可救治,只有依法拘禁强令服从。《周易.蛊》卦上九所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即使在天下达到大治之势,不再拥有特权之时,“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财;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要审时度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要自己超然物外,洁身归隐,高洁自守。不要学春秋时吴国贵族季札,推封官位,远避在外,游历诸国。儒家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当治蛊道穷之时,处于不必行为、不可行为、不能行为之时,更需要人具有”高尚其事“的情操,抱道守志。君子“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潜心“以经纶”(《周易.屯》),“以致命遂志”(《困》)。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王成功之后,辞去高官显爵,泛舟于江湖,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正如《坎.彖》曰“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